雏妓1988

雏妓1988**《雏妓1988》** 1988年的曼谷，雨季来得格外早。我见到阿水时，她正蹲在巷口的排水沟边，用一根树枝搅动泛着油花的积水。远处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，她猛地抬头，像一只受惊的猫，树枝从指间滑落，顺着水流漂进了黑暗的下水道。 “别怕，是我。” 她认出我的声音，肩膀松弛下来，但眼神依然空洞。我刚从清迈的难民营回来，背包里还有没写完的采访笔记。阿水是我在这里唯一愿意接近的人——或者说，唯一一个还当我是“姐姐”而不是“客人”的孩子。 她今年十四岁，但看起来只有十岁。瘦小的身子裹在一件过于宽大的男式衬衫里，袖口挽了又挽，露出细瘦的手腕，上面有几道新结痂的伤痕。我没问是谁干的。在帕蓬夜市附近，这种问题就像问鱼为什么在水里游一样多余。 “今天有生意吗？”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常。 她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“上午有一个，日本人。他让我吃草莓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草莓是酸的。” 我喉咙发紧。三个月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她还知道哭。那天她接待了一个德国游客，对方在她身上留下了烟疤。她跑到我借住的寺庙里，缩在佛像背后，眼泪把脸上的廉价粉底冲出两道沟。现在她不哭了。她说哭会让客人觉得晦气，妈妈桑会扣钱。 阿水的“妈妈桑”是一个叫苏妮的中年女人，在素坤逸路开了一家叫“金百合”的卡拉OK。名义上是歌厅，实际上做着什么生意，整条街都心知肚明。苏妮每个月给阿水两千泰铢，扣掉食宿和“管理费”，到手不到五百。阿水把每一分都攒起来，藏在内衣的夹层里。她说等攒够了钱，就去清迈找她妈妈。 “你妈妈在清迈做什么？”我问过她。 “种地。”她说。后来又说，“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是苏妮阿姨说的。她说我妈妈把我卖给她了，卖了八千泰铢。” 八千泰铢。那一年，曼谷的麦当劳一个巨无霸套餐要六十泰铢。一条人命，约等于一百三十三份巨无霸。 傍晚时突然下起暴雨。阿水带我去了她住的地方——金百合后面一间用铁皮搭起来的棚屋，和另外三个女孩挤在一起。屋顶有几处漏雨，地上摆满了接水的塑料盆。其中一盆放在她枕头边，我注意到枕头上摆着一本破烂的课本，封面上写着“四年级识字”。 “你还上学？”我惊讶。 阿水从枕头下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盒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张十铢、二十铢的纸币，还有一枚金色的胸针，上面刻着中文。“这是爸爸留给我的，”她说，“他以前在矿上做工，后来死了。” 她翻开课本第一页，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句话：“我叫阿水，1988年，我想读书。” 那本课本是她在垃圾堆里捡的。苏妮不让她上学，但允许她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市场买菜。她就是在那时候偷偷跑进附近的学校，站在窗外听老师讲课。有一次被保安发现了，追了她三条街。 “老师教过一首诗，”她忽然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她念得很慢，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。“故乡是什么？我有故乡吗？”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雨水从铁皮的缝隙渗进来，在地上汇成细细的水流。我看着她蹲下身，用手把水往外拨，动作机械，像是做了无数次。 “姐姐，”她忽然抬头，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，“你说，如果我死了，会有人记得我吗？” 我张了张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黑暗中，地上那一排接雨的塑料盆，正发出滴答、滴答的声响，像某种默然的时间的钟摆。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三天后，我离开了曼谷。后来听说，那年冬天，阿水因为试图逃跑被苏妮抓到，打断了右腿。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——就像这个城市里无数个“阿水”一样，被雨季冲刷得干干净净，连一个水洼都不曾留下。 我却始终记得那本破烂的课本，和她歪歪扭扭写下的一行字：我叫阿水，1988年，我想读书。 那年，曼谷的雨季特别漫长。**《雏妓1988》** 1988年的曼谷，雨季来得格外早。我见到阿水时，她正蹲在巷口的排水沟边，用一根树枝搅动泛着油花的积水。远处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，她猛地抬头，像一只受惊的猫，树枝从指间滑落，顺着水流漂进了黑暗的下水道。  “别怕，是我。” 她认出我的声音，肩膀松弛下来，但眼神依然空洞。我刚从清迈的难民营回来，背包里还有没写完的采访笔记。阿水是我在这里唯一愿意接近的人——或者说，唯一一个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