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奇案之五：奸魔

香港奇案之五：奸魔一九七五年，香港深水埗的夏天热得像一锅煮沸的糖水，粘稠、焦躁，把人困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街边大排档的吊扇呼呼转着，吹不走盘旋在巷尾的腐臭味，也吹不散笼罩整座城市的恐惧。 那是七月第二个星期四的凌晨，长沙湾道一幢旧唐楼的三楼单间里，一个女人死在了自己的床上。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走廊的日光灯管闪了两下，啪地灭了，几个探员只能靠手电筒的黄光往里照。腐臭混着铁锈味从门缝里往外涌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发酵了很久，终于撑破了皮囊，把所有不堪都暴露在空气里。死者的脸上盖着一块毛巾，下半身赤裸，颈部有明显的勒痕。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四十八小时以上，凶手使用了某种绳状物进行窒息性杀害，作案前后对尸体进行了性侵犯。 这不是第一起了。 过去三个半月里，西九龙、油尖旺、深水埗接连出现了六具女性尸体，死状高度相似：年轻女性，独居，出租屋或劏房，死前被捆绑、侵犯，死后被毛巾或被单蒙住面部。六起案件，六个名字，六条曾经鲜活的生命，在我们警方的档案里变成了六摞尚未侦破的卷宗，越叠越高，越叠越沉。上头压下来的话是“限期破案”，可我们连凶手是几个人、用什么手法接近受害人、为什么能在全港不同区域作案又不留下可追踪线索，全都一无所知。 同事们都叫他“奸魔”。 这个称呼是晚报记者起的，用了头版烫金的大号标题，一刊登就被全城转载，像一枚燃烧弹砸进了本来就人心惶惶的煤气站。家家户户关了窗上了锁，单身女性晚上不敢出门，卖宵夜的阿婆也不敢摆摊了。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，茶餐厅里阿叔们压低嗓音交换着不知从哪听来的细节，说那个人会用电线从背后勒住女人的脖子，会对着尸体说话，会在离开前用毛巾把受害人的脸遮住，仿佛他不想让死者看见他，又仿佛他根本不在乎她们能不能看见他——他只是完成一个仪式，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仪式。 第四名受害者的邻居在笔录里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没在意，后来反复回想，总觉得那是一个被我们漏掉的信号。她说：“那个男的来过好几次，每次都穿深色衣服，低着头，但我记得他走路没声音。不是小心，是没声音。” 没声音。 那之后我把所有卷宗从头到尾翻了三遍，对着地图把六处案发地点用红笔连起来，试图找出凶手行动的轨迹和逻辑。深水埗、旺角、佐敦、土瓜湾——我突然发现，这些地点在平面图上看似分散，但如果用“凶手可能居住或工作的位置”作为圆心，拉出一个以公共交通或步行范围为半径的圆，所有案发地点恰好都落在同一个可以在一小时内到达的生态圈里。凶手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机作案，他在这片区域里有落脚点，很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 第七起案件发生在八月十二日。这一次，死者没有盖毛巾。她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像是死前最后一刻看清了某种让她震惊到不敢闭眼的东西。她的右手攥着一小片指甲——带着暗红色指甲油残片的一角。她生前挣扎过，抓伤了凶手，为我们在沉默的证据中撕开了一道口子。 那是所有线索中唯一一个确凿的、可追踪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。我站在停尸间的走廊里，手里捏着透明证物袋，盯着那片指甲看了很久，铁皮风扇在头顶吱吱嘎嘎地转着，走廊尽头有人在小声说话。 我想，快了。只要他还在这个城市里行走，还在深夜的街道上挑选猎物，他就一定会露出下一个破绽。而我，作为东九龙重案组探员，将会亲手抓住他，然后把这么多年积压在我这个警局档案室里的、没有名字的沉冤，一个一个钉回他头上。 那片指甲的背后，是一个名字、一张脸、一段锁在他心底无人知晓的黑暗。七天之后，我找到了它。一个月以后，我看清了他的脸。而那张脸上，竟带着一种我从未在任何嫌疑人脸上见过的、近乎虔诚的平静。一九七五年，香港深水埗的夏天热得像一锅煮沸的糖水，粘稠、焦躁，把人困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街边大排档的吊扇呼呼转着，吹不走盘旋在巷尾的腐臭味，也吹不散笼罩整座城市的恐惧。 那是七月第二个星期四的凌晨，长沙湾道一幢旧唐楼的三楼单间里，一个女人死在了自己的床上。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走廊的日光灯管闪了两下，啪地灭了，几个探员只能靠手电筒的黄光往里照。腐臭混着铁锈味从门缝里往外涌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发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