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上楼下凌晨一点十七分,天花板准时传来第一声闷响。 像有人把一只灌了铅的麻袋从高处扔下,骨碌碌滚过整层楼面。林伯睁开眼,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去年雨季就渗水发黄的裂痕,数着节奏。第二声,第三声,然后是一连串密集的鼓点——那是脚步,年轻人的脚步,踩得楼板像一面松动的鼓皮,嗡嗡地共振着卧室的玻璃窗。 搬来快三个月了,林伯始终没见过楼上那位邻居的面。只听得见他的动静:凌晨的脚步声,半夜的椅子腿刮擦地板声,偶尔传来低音炮震得墙皮簌簌响的音乐声。林伯试过用拖把杆捅天花板,捅了三下,楼上安静片刻,等他把拖把放下,那声音又回来了,像一截按不下去的弹簧。 老伴走后,这间两居室就剩下他一个人。白天还好,他能下楼去菜市场转悠两圈,在小区长椅上坐坐,看下棋的老头们争执。可一到夜里,整个房间空得像一口枯井,任何声音都会被放大:冰箱压缩机的嗡鸣,水龙头滴水的嘀嗒,还有天花板上那不知疲倦的震动。他试过戴耳塞,耳塞却把耳鸣的声音放大了,像有蝉在他脑子里筑了巢。 这天夜里,鼓点格外猛烈。林伯披上外套,扶着楼梯扶手一层层往上爬。三楼和四楼之间的灯坏了,他掏出手机照亮,手机屏幕的光只够照见脚下两级台阶,再往上就是漆黑的洞口。他想起小时候住筒子楼,楼上楼下都是熟人,谁家吵架了,楼下会端一碗热汤上去劝和。现在的人,住了三个月连面都没见过。 他敲了门。里面音乐声太大,他又加了几分力,门终于开了一条缝。一个年轻男人探出半张脸,头发乱糟糟的,眼睛发红,像是哭过,又像是熬了几宿。他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T恤,胸口印着一支乐队的Logo,林伯认不出来。 “小师傅,你能不能小点声?这都一点半了。”林伯尽量让语气平和。 年轻人愣了一下,目光躲闪,连声道歉:“对不起对不起,我忘了时间,我马上关。”他说话时带着鼻音,声音沙哑。 门关上了,音乐声果然停了。林伯站在门外,心里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那年轻人眼里的红血丝,那件皱巴巴的T恤,那半张脸上写着的疲惫——不像是在闹腾,倒像是在发泄什么。他转身往回走,黑暗中脚底一滑,差点摔倒,一把抓住了扶手。楼下传来隐约的鼾声,整个楼道安静得只剩下他自己的呼吸。 隔了一周,那声音又回来了。这次不是音乐,是脚步声来来回回,从客厅走到卧室,又从卧室走回客厅,像一只困兽在笼子里踱步。林伯这次没有上去理论,他坐在床边,盯着天花板,数着步数。一百零七步,停一会儿,又来。他想起老伴走的那段日子,他也是这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走到凌晨,走到天蒙蒙亮,走到腿发软才倒在床上。 他翻出老伴的织针,在天花板上轻轻敲了三下。楼上脚步声停了。过了一会儿,又响起来。林伯叹了口气,起身打开冰箱,拿出上次女儿带来的饺子。他煮了一盘,盛进保温盒,端着往楼上走。 这次他没有敲门,只是把保温盒放在门口,又轻轻敲了三下,然后转身下楼。回到房间,他听见天花板上传来开门的声音,然后是短暂的寂静,再然后是关门声,很轻。 第二天一早,林伯打开门,门口放着洗干净的保温盒,底下压着一张字条,字迹潦草:“谢谢您,林爷爷。我叫小杨,以后我声音小点。” 林伯把字条翻过来,背面还有一行小字:“我女朋友上个月走了,不知道该怎么熬。” 他站在门口,阳光从楼道窗户斜照进来,打在老旧的台阶上。楼上楼下,原来隔着的,从来不只是那层混凝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