监幽陈默第一次觉得“监幽”不对劲,是入职第二个月的深夜。 监幽,全称“监幽精神康复中心”,坐落在城市北郊一座废弃疗养院原址上。它挂着三甲医院协作机构的牌子,专收治各类重症精神障碍患者。陈默是这里精神科病房的值班医生,硕士毕业三年,拖关系才挤进来。医院给的待遇高得离谱,唯一奇怪的要求写在合同附则里——晚十点后,任何工作人员不得进入地下一层及更深区域。 那天凌晨,监控室的老周拉肚子,托他盯两小时。陈默坐在十二块监控屏幕前,看住院区走廊里惨白的灯光把一切都照得失去层次。两点十七分,三号病房有了动静——一个枯瘦的中年妇女贴着门上的观察窗,像壁虎一样往上爬。她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,嘴巴一张一合,在喊什么。陈默调大音量,听见她在喊一个人的名字。 “你是不是也听见了?”声音从背后传来,吓了陈默一跳。老周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,指着屏幕里那个女人,说:“她每天这时候都这样,喊她女儿。警察送她来的那天,她非说自己的女儿被关在地底下。” 地底下。 陈默感觉后背一阵发凉。 “别多想,都是病人。”老周拍了拍他,眼神却不自然地瞟向走廊尽头的楼梯口——那里通往负一层,门上挂着比普通区域粗两倍的铁锁。 陈默第一次被叫进院长办公室,是三天以后的事。 院长姓江,六十出头,头发花白,戴金丝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,像极了教科书里那种慈祥的老教授。办公室墙上有面锦旗,写着“仁心仁术”四个字。但陈默注意到,锦旗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七年,比医院的成立时间早了整整八年。 “小陈,你表现很好,院里很看好你。”江院长笑眯眯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加薪合同,推到陈默面前,“只是有一点,你那天晚上,在监控室待得太久了。” 陈默的手指僵在半空中。他想起老周那张尴尬的脸,想起三号病房女人的嘶喊,想起那把明晃晃的铁锁。他想说点什么,舌头却像被人掐住了。 “年轻人,好奇心重可以理解。”江院长站起身,绕过桌子,把手轻轻搭在他肩膀上,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让陈默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,“但我要告诉你,地下确实有东西。那东西在,你才有这份薪水拿。明白吗?” 江院长抬起头,指了指自己的眼睛:“我在这里坐诊三十年,只看一种病——‘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’。” 陈默签了加薪合同。 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,天花板就开始往下压。他想起了那间地下室,想起了那个女人爬墙时的表情——那不是疯子的表情,那是一个母亲的表情。他见过那种表情。小时候他走丢过一次,他妈妈找到他时,就是那个表情。 终于,在一个江院长出差的深夜,陈默拿着复制的地下层钥匙,站在了那扇铁门前。 锁芯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被无限放大。门开了,一道冷得不像话的风从黑暗深处涌上来,裹着一股怪味——像福尔马林,又像腐败的花瓣。陈默打开手机手电筒,一步步往下走。台阶很长,长到不像是建在楼里,倒像是在往地心走。他数了数,整整五十六级台阶,正常建筑的地下室不会这么深。 地下一层。他看见了。 一排玻璃缸。 整整齐齐码在墙边,每个大约两米高,直径一米,灌着淡黄色的液体。手电光扫过去,玻璃里浮着模糊的轮廓。陈默贴着缸壁往里看,瞳孔猛地收缩——里面泡着的东西有手,有脚,有五官的雏形。准确地说,泡着的是“人”,或者说,是正在变成“人”的东西。稍微年长的已经完全成型,蜷缩在液体中,像没有出生的巨大婴儿,胸腔微微起伏,证明它们还活着。 陈默的手电筒掉在地上,滚了几圈,照向走廊的尽头。那里还有一扇门。门上贴着褪色的标签纸,写着: “监幽计划·第三期实验体·1987年至今”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: “永不复生。” 他颤抖着推开那扇门。 里面是一间手术室大小的房间,中央摆着一张铁床,床上躺着一个人——不,不是人。它比玻璃缸里的那些都大,约两米长,面容完整,五官分明,像是有生命的蜡像。它睁着眼睛,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。而在它的胸口,刻着一排编号:S-001。 最下面还有一行日期: 苏醒倒计时——30天。 陈默盯着那个数字,突然想起三号病房女人喊的那个名字——她女儿的名字。他翻出手机里偷拍的病人档案,一张张划过去,手越来越抖。档案照片上,所有女性的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:她们都在某一年失去过孩子。 1987年。同年,监幽疗养院成立。 他猛地回头,看见铁床上那个巨大“人形”的手指,动了一下。紧接着,地动山摇——不止它动了。是整栋楼都在动。从地下传上来一阵沉闷的,像山体呼吸一样的声音。 墙壁开裂了。墙体深处,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 陈默的手机响了。屏幕上跳出一条短信,来自一个陌生号码,只写了四个字: “它醒了。” 紧接着又一条: “你也是养料。”